第二卷 (第28/33页)



    那天晚上在温室，她告诉了薇拉。薇拉的脸sE变得苍白。

    「卡尔。他是政治学系的，不是吗？我听说他与校园保安关系密切。可能是非正式的联系人。」

    「你是说告密者？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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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「更委婉的说法是校园安全联络员。许多大学都有。尤其是在有国防合同的大学。」

    艾莉丝感到一阵愤怒：「这不对。大学应该是思想自由的地方。」

    「理论上是，」薇拉苦涩地说，「但冷战改变了一切。现在学术自由只适用於可接受的思想。」

    几天後，薇拉有了自己的经历。她回到公寓，发现门微微开着——她确定早上锁了。里面没有东西被偷，但她的一些文件被移动过。她的马克思书籍仍然在书架上，但看起来被翻阅过；她的笔记本在桌子上，但顺序不对。

    「可能是房东，」她告诉艾莉丝，但听起来不相信自己，「或者...其他人。」

    「你应该报告，」艾莉丝坚持道。

    「报告给谁？警察？他们可能是做这件事的人。」

    这就是问题的核心——当权威本身可疑时，你向谁求助？

    五月中旬，事情升级了。艾莉丝收到一封没有回信地址的信，里面只有一张剪报——1954年关於罗森堡夫妇被处决的文章。没有便条，没有信息，只有那个明确的警告：叛徒的下场。

    她盯着剪报，手在颤抖。罗森堡夫妇被指控为苏联从事间谍活动，在电椅上被处决。他们成为冷战偏执的象徵，也是对异见者的警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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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「这太过分了，」当艾莉丝在温室展示剪报时，薇拉愤怒地说，「这是威胁。我们应该告诉某人。」

    「告诉谁？我父亲？他会说我自找的，